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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晓风《大音》

大音希声,大象希形——老子

他曾经给我们音乐,而现在,他不能再给我们了。

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声律,真正震撼人的巨响可以是沉寂,所以,他仍在给我们音乐。

他是史惟亮先生。

对我而言,他差不多是一种传奇性的人物。以前,他做的是抗日后方工作,在东北--那神秘的、悲壮的土地上(只有在那山从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,才能孕育出他这样纯洁的人物吧!)。他又在西班牙,在德国学音乐,是作曲家,是音乐理论家,一心想弄好一座音乐图书馆,他还不时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谣……

去年秋天,我托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剧(严子与妻》给他。不久,我跟他打电话,他的声音异样地柔和:

"我好喜欢这剧本,写得真美。"

作为一个剧作者,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,任何人可以给你赞美也可以给你鞭笞,我早已学会了淡然,但史先生的赞美不同,我激动地抓紧电话筒。

"我可以帮得上什么忙吗?"

我正不知如何开口,他竟那么仁慈地先说了。

"我对配乐的构想是这样的,我认为戏剧是主,音乐不可以喧宾夺主,我希望观众甚至没有发现到音乐--虽然音乐一直在那里,中国音乐向来就不霸道的。"

他的话虽说得很简单,但是我还是觉得惊奇,让一个艺术家做这样多的让步,在别人少不了要经过跟对方的辩论,跟自己的矛盾,直到最后才得到协调。而在史先生,却是这样自然简单。

秋意更深时,他交出了初步的录音带,那天舞台和灯光的设计聂光炎先生也来了,负责视觉效果的和负责听觉效果的开始彼此探索对方,来作更进一步的修正。

"真谢谢你,藉着这个机会我倒是想了许多我从前没有想过的东西,对我很有用。"

--他总是令我惊讶,应该致谢的当然是我,可是他竟说那样的话。似乎有人批评他生性孤傲,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却是异样的谦逊。

刘凤学先生知道史先生答应配乐,很感奇怪:

"他暑假才动过大手术的。"

"手术?"我完全茫然。

"是的,癌症。"

不,不会的,不是癌症,一定什么人传错了话,他看起来健康而正常,或者那东西已经割除了,总之,癌不该和他有关系,他还有许多事要做。

他差不多总是微笑,他的牙齿特别白,特别好看,他的鼻以上有一种历经岁月和忧患的沧桑的美,鼻以下却是一种天真的童稚的美。他的笑容使我安心,笑得那么舒坦的人怎么可能是癌症病人。

他把配乐都写好了,找齐了人,大伙儿在录音室里工作了十二个小时,才算完成。

他对导演黄以功说:"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。"

我去打听,他得的真的是癌,而且情形比想象的还糟,医生根本没有给他割毒瘤,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办法割了,医生起初甚至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形,但他对一位老友说:"我已经知道了,我在朋友们的眼睛里看出来。"

--听了那样的话我很骇然,以后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没有调整好,即使是欺骗,我也必须让他看到一双快乐的眼睛。

十一月,我们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,他远从北投赶到华视摄影棚,那天他穿着白底蓝条衬衫,蓝灰色的夹克,他有一种只有中国读书人才可能有的既绝尘而又舒坦的优美。

为了等别人先摄,我们坐下聊天,他忽然说想在儿童节办一次儿童歌舞剧的演出,他说已找了四个学生,分别去写儿童歌舞剧了,那天我手边刚好有份写给小女儿的儿歌,题目是《全世界都在滑滑梯》:桃花瓣儿在风里滑滑梯,

小白鱼在波浪里滑滑梯,

夏夜的天空是滑梯,

留给一颗小星去玩皮。

荷叶的绿茸茸的滑梯,

留给小水滴。

从键盘上滑下来的是,

朵、瑞、咪、发、梭、拉、提;

从摇篮里滑出来的是,

小表妹梦里的笑意。

真的,真的,

全世界都在滑滑梯。

他看了,大为高兴,问我还有多少,他说可以串成一组来写,我也很兴奋,听到艺术家肯屈身为孩子做事,我总是感动的,我后来搜了十几首,拿去给他--却是拿到医院里给他的,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,仍然意气昂杨,仍然笑得那么漂亮:

"每一首都可以写,我一出去就写,真好。"

后来他一直未能出院,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我,他说:"酝酿得久些,对创作有好处。"

他还跟我谈他的歌剧,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写好,倒是很像《绣襦记》里的郑元和成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,他叙述一个读书人在一场卖唱人的竞歌中得到第一,结果众卖唱人排挤他,他终于在孤单的、不被接纳的情形下,直奔深山,想要参悟生命究竟是什么,可惜中间这段的歌词部份(其实不是歌词部分,而是思想部份)全还想不到较好的处理方法,他提到这出未完成的歌剧有一点点惆怅,他说:

"在国外,一个大歌剧应该是由一个基金会主动邀请作曲家写的,那样就省力多了。"

他说得很含蓄,而且也没有抱怨谁,在所有的艺术家中,作曲家几乎是比剧作家更凄惨的,他必须自己写,自己抄,自己去找演奏的人,并且负责演出(事实上,目前连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没有)一个歌剧连管弦乐队动辄百人以上,哪里是一个教员所能负担的,他的歌剧写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。

在医院里,他关心的也不是自己,圣诞节,荣总病房的前厅里有一株齐两层楼高的圣诞树,他很兴奋:

"我跟医院说,让我的学生来奉献一点圣诞音乐好不好,可惜医院不答应,怕吵了病人。"

谈到病,他说:

"知道有病,有两种心情,一种是急,想到要好好的把应该做的事做完,一种反而是轻松--什么都不必在乎了。"

冬天沉寂的下午,淡淡的日影,他的眼神安静,深邃,你跟他谈话,他让你走入他的世界,可是,显然地,他还有另一个世界,你可以感到他的随和从众,可是你又同时感到他的孤独。

钻六十对他根本无效,化学疗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恶化,有一次他说:

"要是我住在一个小地方,从来不知有现代医学,也许我会活得久些,其实那东西回想起来,我在马德里就有--我的身体有办法把它压在那里七八年,想想,前几年我不是还满山遍野地跑着去找民谣吗?"

我喜欢他说自己的身体机能可以把癌症压抑七八年的那种表情,他始终都是自信的。

《严子与妻》上演了,他很兴奋,把我们送他的票都送给了医生,却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票,我们给他一万元的作曲费,他也不收,他说:

"我从来没有想过钱这回事,你们可以奉献,我也奉献吧!"

他向医院请假要去看戏,院方很为难:

"让我去,也许是最后一次!"

他到了,坐在艺术馆里,大家都动容了,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剧场中,即使观众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,我们的演出就有了价值。

幕落了,我们特别介绍了史先生,他在掌声中站起来,赶到后台和演员握手,演严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,剧场原是最熙攘也最荒凉的地方,所有的聚无非成散,所有的形象终归成空幻--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,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,他说:

"演员的压力也真重啊!"

他倒去安慰演员,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气!他从不叫一声苦,倒像生病的是别人,连医生问他,他也不太说,只再三致谢--而其实,不痛苦是不可能的。

有一次,我去看他,他躺着,故作轻松地说:

"我不起来,我有点'懒'。"

他不说法舒服,只说"懒",我发现他和探病者之间总在徒劳无益地彼此相骗。

由于医学院教书,我也找话来骗他,"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两组实验,有两组老鼠,都注射了肺结核,但第二组又加注了肾上腺,结果第一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,第二组老鼠仍然很兴奋,爬上爬下的活动。"

"对,"他很高兴,"我就是第二种老鼠。"

我也许不算骗他,我只是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,实验的结果是第二组老鼠突然死去,解剖起来,才发现整个肺都已经烂了--那些老鼠不是没有病,只是在体内拥有一些跟病一样强的东西。

戏演完后,照例的尾声是挨骂,我原来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,只是挽惯了骂,颇能了解它是整个演出环节中必然发生的一部份,也就算了,倒是他来安慰我:

"别管他们,我这儿收到一大把信,都是说好话的。"他竟来安慰我!

他的白血球下降了。

他开始用氧气了。

他开始肺积水了。

也不知是谁骗谁,我们仍在谈着出院以后合作一个cantata(清唱剧)的事,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,他说:

"我希望来帮你忙。"

其实,我对cantata的兴趣不大,我只是想给一个濒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,我想先把主旋律给他看,但那是苏武在冰天雪地中面临死亡所唱的一首歌,我怕他看了不免气血翻涌,以致不能静心养病,矛盾了很久迟迟不敢出手,而现在,他再也看不到了,那首旋律曲定名为《血笛》。我的血是最红最热的一管笛

最长最温柔的笛

从头颅直到脚趾

蜿蜒的流绕我淙淙的爱

给你我的中国

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

最雄肆最悲伤的鼓

从太古直击到永恒

焦急的献出我熊熊的爱

给你我的中国

也不知算不算春天,荣总花圃里的早樱已经凄然地红了,非洲菊窜得满地金黄。

有一天,司马中原打电话来问我他的病房,他说华欣的人要去看他。

"反正,也只剩下他骗我们,我们骗他了。"我伤感地说。

"本来就是这样的--要是我有这一天,你也骗我吧!"我感到一种澈骨的悲哀,但还是打起精神为他烤了一块西式虾糕托司马送去,事后他的女儿告诉我:

"爸爸只吃了几口,他说很好吃。"

就那样几句话,我已感到一种哽咽的幸福。

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赵先生(《滚滚辽河》的作者),赵太太在席间忽然说了一件从来不曾告诉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--那是连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。

那时候,史先生要出国学音乐,老朋友都知道他穷,各人捐了些钱,赵先生当时是军医,待遇很低,力不从心,但他还是送了一份钱--那是卖血得来的。

事隔二十年赵先生只淡然地说一句:"我卖血倒是很顺便,我就在医院做事啊!"

有一个朋友肯为你卖血当然是一件幸福的事,但反过来说,能拥有一个值得为之去卖血的朋友,他活着,可以享受你的奉献,应该是一件同样幸福的事。

"他们那一代的事,今天的人不但不解,"有一次和亮轩在电话里谈起,他说,"而且也不能想象。"

真的,在观光饭店饯行,指定喝某个年份的白兰地,谈某某人的居留权,谁能了解那个以血相交的一代。

史先生上就受过洗,他一直不是那种打卡式的标准信徒,然而他私生活的严谨,他的狷介耿直,期之今世能有几人,在内心深处,他比谁都虔诚都热切。

他初病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,附了一篇祈祷文,我没有告诉他祈祷文的作者是我,我不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烈地加在别人身上,但他似乎十分快乐,他说:"那篇祈祷文真好,我已经照那样析祷了。"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儿子给他买一本笔记簿,那篇祈祷文抄录在第一页上:上帝,我是一个渺小的人

但仍然懂得羡慕你的伟大

上帝,我是一个常犯错的人

但仍然渴望去亲近你的圣洁

上帝,我是一个脆弱的人

但仍然向往十字架上救赎的爱

上帝,我的生命短暂如一声叹息

但永恒在你

上帝,我不知何所归依,如风中一苇,

但看见你,弱草亦化为芦笛

上帝,别人只能看见我昂然站着的身影

你却窥见自内心深处向你膜拜的我

我趁香港开会之便买了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做的十字架送给他,木纹细致古拙,他很激动地抱在胸前,摩挲着,紧按着,那一刹间,我觉得他握着的不是一个小礼物,而是他所爱的一个生活模式--他一生都在背负着十字架。

他一再向我道谢,说我给了他最贵重的礼物--其实和他所赠给我的相比,我什么都没有给他,他给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后仅馀的健康,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掷的光和热,我无法报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谊,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爱过的人群。

1977年2月14日下午3时50分,他闭目了。

有些人的死是"完了",史先生的却是"完成了",他完成了一个"人"的历程。

《严子与妻》的配乐,并非他最后的绝响,因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时仍琤琮,真正的歌声是板尽处仍缭绕,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乐家的典型,是无声的大音,沉寂的巨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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